“官煤勾結”固然是礦難頻繁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如果認真剖析中國煤礦產業演變歷程，卻可表明其根本問題并不在于此。礦難頻繁發生更多應該歸咎于政府決策失誤而造成的煤礦產權不分，以及煤礦多年開采所積累的隱性成本的暴露。

這幾年所公開的大型礦難，動輒死難礦工多達上百人，并且這些煤礦多為當初由國家所開采，后來由于全國煤礦形勢不景氣而由地方政府轉包給私人，國家所出讓的僅僅為開采權。在產權不明晰的前提下，大量原國有煤礦成為私人發家致富的自有田。而同時，這些煤礦也多為已經開采多年的老礦，其內部地質條件，安全設備等配套設施也已老化或不可用，于是在廉價轉包私人的同時，也將原由國家經營時所累積的隱性成本（如安全設施）轉嫁給了私人，而私人出于對財富最大化追逐的本性與產權不分造成的漏洞，將這部分隱性成本最終變成了由井下作業的礦工承擔，大型礦難頻繁發生也就事在必然了。

在2002年全國煤礦形勢好轉，私人承包煤礦財富也開始迅速增加的同時，采礦區大量私人開采的小煤礦也迅速出現。與承包私人經營煤礦性質不同的是，這些小煤礦從當初開采到經營，均為私人行為，即責權在于開礦者一身。同時由于私人力量的弱小，所開礦的規模也很小，他們之所以被稱為黑礦主的原因則在于無法得到合法的國家開采證，屬于無證經營。這些無證小礦的大量涌現并屢禁不止，也有地方政府為緩解基層財政壓力的原因。無證使得他們成為地方政府執行國家整頓政策的首要打擊目標，而作為原屬于國家開采卻已經轉包給私人經營的大礦卻由于合法而繼續經營，因此，多次煤礦嚴厲整頓只在于量而并沒有質的突破。

與其責怪大小礦主們的貪婪本性，倒不如將責任更多歸咎于政府在產權方面的決策失誤。積累的隱性成本無人承擔，使得大型礦難頻繁發生，而政府對于私人采礦權認可的過高限制—開采證必須得到省級國土資源部門批準—與基層利益的驅動，造成了大量非法無證小礦的出現。小礦在無產權前提下又加大了開采的安全成本，小型礦難也頻繁發生。而大礦主勾結地方利益集團對無證小礦的壓榨，也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并激化了底層社會沖突。而解決礦難的關鍵則在于在產權明晰條件下，進一步平穩，依法治理，而非產權不明晰情況下的數量上的整頓。

在剛結束的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重新申明了要防止貧富懸殊，失業人口增多，城鄉和地區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繼續惡化的必要性，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具體目標。而這一切要在公平的前提下進行，政府職能的轉變要首先作出表率。

以河南某一礦區為例，大量非法小礦所開采的多為國家大礦所無法開采，煤層較薄的地帶，如不開采，數年后這些資源將要永久性地留在地下。基層政府一方面重點整頓這些無法通過合法手段得到開采權的小礦井，一方面卻開著無證小礦礦主合買的車進行整頓。同時，大型海外采礦集團與地方利益集團勾結，壓榨當地小礦。筆者認為，這并非僅僅是地區特點，更多的乃是代表著全國煤礦行業所暴露的弊病。

礦難的最大受害者其實是國家。基層政府大量的尋租行為，一定程度上轉嫁了本應用于加強煤礦安全生產的成本，本應屬于國家的稅源也被基層政府不合理收費取代，而地方利益集團則在財富的急劇積累下不斷壯大，無形中促成了地方煤礦寡頭和官煤勾結的出現。這種現象的存在又進一步造成了采礦地區經濟畸形發展、資本流動的惡性循環。

盡管煤礦產權問題的解決并不能防止官煤勾結和阻止礦主的逐利本性，但是它卻是保證礦業整頓有效率的前提。只有將煤炭產業納入法制化軌道，并使之具有明晰的產權界限，才可能會為進一步整頓煤礦產業，最大化減少發生重大安全事故幾率提供充分條件。而在此基礎上，再加強對煤礦的安全監管力度，嚴懲地方官員的尋租行為，并合理協調煤炭資源的配置，輔以健全礦工人身安全的法律保障等其他措施，才能使得解決中國礦難問題成為可能。

否則，產權問題不解決，礦難頻繁發生不僅不會消失，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始終會作為一項頑癥而愈加困擾中國經濟的發展。

來源：鳳凰周刊2005年第32期 總第2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