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2005年經濟運行的總體特征

2006/6/19 11:28:53

　　分析2005年經濟運行的總體特征，對于全面認識當前的經濟形勢，揭示轉軌時期的經濟運行規律，把握今后的經濟發展態勢，調整和完善經濟政策措施都是有益的。
　　一、繼續保持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
　　如果以作為低谷年的1999年為起點考察新一輪經濟周期，那么其主要特征就是經濟增速快、增幅波動小。或是說，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總體特點是經濟持續、快速、平穩發展。2005年經濟發展進一步顯示了這些特征。
　　第一，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以2004年全國經濟普查數據為基礎計算出的2005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9.9%，比經濟開始局部過熱的2003年增速下降0.1個百分點，比作為這一輪經濟周期波峰年的2004年下降0.2個百分點，比現階段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9.6%(我曾經將改革后1979～2004年的年均增長率9.4%視為我國現階段潛在經濟增長率，但依據2004年全國普查修正后的數據計算，1979～2004年的年均增長率為9.6%，故在此修正為9.6%。還高出0.3個百分點。顯然，這是2003年下半年開始的加強和改善宏觀經濟調控的進程中發生的經濟局部過熱向潛在經濟增長率回歸的狀態。但需著重指出：2002～2005年經濟增長率已經連續4年在9.1%～10.1%之間波動。所以，這里說的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有它的特定含意：在經濟周期上升階段已有4年以略低或略高于潛在經濟增長率在增長。而且這種情況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這是建國后歷次經濟周期中所沒有發生過的。
　　第二，經濟平穩發展。就年度之間的經濟增長率的差距來說，2005年只比上年下降了0.2個百分點；就季度之間的經濟增長率的差距來說，2005年四個季度分別為9.9%，10.1%，9.8%和9.9%，差距僅為0.1～O?3個百分點。從整體上說，這兩種情況在建國后歷次經濟周期中也是沒有的。可以說，經濟增長的平穩性，是2005年最顯著的特點。
　　第三，經濟發展的不協調狀態有所改善。這主要表現在經濟總量供需差距的縮小上。2003年，主要由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主導的民營經濟的投資沖動，導致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由此引起作為基礎產業的農業和煤、電、油、運供應緊張，物價迅速攀升，從而發生經濟局部過熱。2003年下半年采取加強和改善宏觀經濟調控以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農業和煤、電、油、運緊張狀況趨于緩解，物價下降，經濟局部過熱狀態基本上趨于消除。
　　2003—2005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27.7%(增幅比2002年高出10.8個百分點)，26.6%和25.7%，消費價格指數分別為101.2，103.9，101.8；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分別為102.3，106.1，104.9；固定資產價格指數分別為102.2，105.6，101.6。2005年下半年300種主要生產資料中，供過于求的有66種，占22%，與上半年持平；供求平衡的有213種，占71%，提高16個百分點；供不應求的有21種，占7%，下降16個百分點。
　　與上述的經濟局部過熱趨于緩解的狀況相聯系，輕重工業比例關系的失衡狀況也趨于改善。2003年，輕工業增加值增速由上年的12.1%上升到14.6%，而重工業由13.1%上升到18.6%；二者增速差距由1個百分點猛增到4個百分點。但在2004—2005年兩年中，輕工業增速是上升的，而重工業是下降的，二者分別為14.7%和15.2%，18.2%和17%；二者增速差距縮小到3.5和1.8個百分點。
　　第四，經濟效益有所改善。據計算，2005年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增速達10%以上，這種速度在建國后歷次經濟周期中并不多見。但2005年經濟效益變化的特點，不僅在于它的增幅高，而且在于形成增幅高的因素已經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誠然，我國當前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因而，經濟效益的改善主要還是同經濟增速高相聯系的。但經濟改革、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等因素對提升經濟效益的作用在逐步提高。這一點在2005年表現得較為明顯。比如，多年來被稱為低效益的國有經濟，伴隨改革的進展，經濟效益就有很大的改善。2005年，國有企業實現利潤達到9 047億元，比2004年增長25%，比2003年增長1倍。這年投產的發電裝機規模由2002年的不到2 000萬千瓦，2003年的3 000多萬千瓦，2004年5 000多萬千瓦增加到6 000多萬千瓦。這樣，拉閘限電的省級電網就由這年一季度的26個下降到四季度的12個，由拉閘限電造成的經濟損失也比上年減少了58%。盡管當前我國科技貢獻率與創新型國家(一般在70%以上)還有很大差距，但在2005年也上升到39%。
　　第五，人民收入繼續得到較快增長。200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 493元，實際增長9.6%；農民人均純收入3 255元，實際增長6.2%。
　　第六，各項社會事業都加快了發展步伐，取得了新進展，社會事業滯后于經濟發展的狀況開始有所改變。
　　第七，經濟大國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據報道，2005年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了英國，由上年的世界第六位上升為世界第四位；進出口總額達到14 221億美元，連續兩年居世界第三位。
　　決定上述經濟社會發展的因素主要有：(1)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改革開放效應；(2)知識經濟時代的科技進步效應；(3)我國工業化中期的階段效應；(4)積累了適應我國轉軌時期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全過程的、多方面的、成功的宏觀經濟調控效應；(5)經濟大國的正面效應；(6)國內穩定政治局面的良好效應；(7)和平發展和合作已成為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主流的積極效應；(8)科學發展觀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戰略目標的提出和實施，在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平穩發展方面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當然，這些因素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都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發生作用。就2005年的具體情況來說，這些因素發生作用的特點是：由于改革深化、科技進步、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宏觀經濟調控的完善，以及作為經濟大國的實力增強，其積極作用得到了更大的發揮；科學發展觀在這方面的指導作用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盡管由于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摩擦不斷發生，但總的來說，國際經濟增長環境相對良好。國際貨幣基金的數據顯示，2005年，作為世界經濟三大實體的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3.5%，1.2%和2%，亞洲地區6.5%，非洲地區4.5%，拉丁美洲地區4.1%。這就為拉動我國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的外貿增長率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二、經濟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基本比例關系失衡狀況呈現階段性加深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統一體，矛盾兩方面在一定條件下相互依存、相互轉化。所以我們說，2005年經濟社會繼續保持了良好發展態勢(這是主要方面)，但并不否定其中存在的矛盾深化，如果處理不當，形勢還可能發生逆轉。當前這方面的矛盾，除了表現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緩慢，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資源和環境壓力加大，財政金融、外貿和外匯風險增強，安全生產形勢嚴峻，收入差別和兩極分化擴大以及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多等等以外，還突出表現為經濟中一些最重要的基本比例關系的失衡狀態進一步加深。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要順利實現社會擴大再生產，社會總產品的供需關系、積累和消費關系以及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的關系必須協調，否則就是不可能的。這是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基本規律。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在這里為了從純粹形態上揭示擴大再生產的規律，舍象了對外貿易因素。而且，在馬克思那個時代，自然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破壞，并不像后來那樣嚴重，所以這里也未涉及社會擴大再生產與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關系。所以，這個一般原理的運用必須結合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并將其具體化為國內生產總值的供需關系、投資和消費關系、第一二三產業關系，以及生產與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關系。我們在前面說的2005年經濟發展不協調狀態有所改善，主要就是指的第一種關系，至于后三種關系失衡狀況還在進一步加深。
　　第一，投資和消費關系失衡狀況進一步加深。2005年投資率高達44.8%，比2004年上升0.8個百分點；消費率只有50.7%，比2004年下降2.7個百分點。與“大躍進”.期間投資率最高和消費率最低年份的1959年相比，2005年投資率還要高出2個百分點，消費率低3.2個百分點。真可謂投資率趨于巔峰，消費率跌入低谷。當然，這其中有諸多不可比因素。比如，2005年，與消費直接相關的居民住宅投資率大大超過了1959年。但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這種高投資率和低消費率的狀況不僅是我國經濟能力難以長期承受的，而且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承受的，并且已經造成了一系列的嚴重后果：一是大大加劇了資源消耗的強度和生態環境破壞的速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運行是資源配置的起點，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狀況。現在流行的觀點是把我國當前面臨的資源和環境壓力歸結為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遲緩。這顯然是對的。但如果忽視了高投資率在這方面所起的消極作用就不是全面的。從歷史上看，每一次高投資率都帶來經濟過熱和結構失衡，并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產生不利影響。從這種意義上說，高投資率在資源過度消耗和環境過度惡化方面具有源頭性的消極作用。二是在一定條件下，易于造成經濟過熱，并易于轉成經濟過冷。更有甚者，長此以往，可以造成相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事實上，當前相當部分投資品和消費品的產能過剩和產品過剩也已經露出了相對生產過剩的苗頭。三是造成內需不足和過于依賴外需的根源。四是阻礙了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成為這些事業發展滯后的一個最重要的根源。
　　第二，一些最重要的產業結構失衡狀況進一步加深。
　　一是盡管2004～2005年糧食產量連續兩年實現了增產，扭轉了產量連續5年下降的局面，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也連續兩年實現了增長，扭轉了增速連續7年下降的局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開始邁出了重要新步伐。但農業和農村經濟在長達半個多世紀形成的滯后局面(僅從建國后算起)不可能在兩年時間內得到改變，甚至還要加深。其突出表現有二：(1)作為主要農產品的糧食的綜合生產能力并不強，供需并不平衡。即以2004—2005年這兩年的情況來說，盡管糧食有較大增產，但仍存在一定缺口，每年都要挖幾百億斤的庫存。(2)作為衡量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主要指標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005年只有3 255元，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1O 493元相比，差距為1：3.22，比上年1：3.2又有擴大。
　　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滯后，是制約內需擴大，經濟持續、快速、平穩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社會穩定和國家經濟安全的最基本的因素。
　　二是更為突出的是第三產業滯后狀況進一步加深。即使按照2004年經濟普查以后的數字計算(按照這次經濟普查的數字，2004年第三產業增加值為65 018億元，比年快報核算數增加21 297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31.9%上升到40.7%，提高8.8個百分點。在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多出的2.3萬億元中，第三產業增加值增加2.13萬元，占93%)，2005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只有40.3%，比2004年下降了0.4個百分點，甚至比2000年也下降了0.4個百分點。這表明：整個“十五”期間第三產業的比重都是下降的。
　　這種狀況既不符合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也不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國際經驗表明：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先是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產業比重上升，后來不僅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產業比重也下降，只有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就我國具體情況而言，在計劃經濟體制時代，由于長期片面推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主要由工業構成的第二產業比重上升過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受到嚴重抑制。改革以來，第三產業比重雖有提高，但并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而且，盡管我國當前還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但因處于知識經濟時代，工業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與現代化結合的。而現代化產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附加值高的現代服務業發展速度快，比重上升快。這種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狀況不利于擴大就業和內需，不利于經濟持續、快速、平穩發展和現代化，不利于緩解資源和環境壓力，不利于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高。
　　第三，內需和外需的失衡狀況進一步加深。這是2005年經濟發展中十分突出的問題。2005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4 22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2%，其中，出口7 620億美元，增長28.4%；進口6 601億美元，增長17.6%，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64%，比上年上升4個百分點；貿易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4.6%，上升2.9個百分點；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7.9%，上升11.7個百分點。這些數字表明：2005年對外貿依存度之大、貿易順差之大和外需對經濟增長率貢獻之大，都是迄今為止中外經濟史上罕見的。
　　誠然，改革以來，對外貿易的擴大，對于利用兩種市場和兩種資源，拉動經濟增長，擴大就業，推進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稅收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成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一個最重要因素。有關研究表明：1978—2003年，進出口年均拉動我國經濟增長1.34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14.24%；拉動我國就業增長44.8%，對就業增長的貢獻率為53.6%；對生產率變化的影響系數為46%。2000—2002年，與進出口相關的稅收占稅收總額的比重為18.2%一19%。
　　還要看到，2005年外貿順差的迅速擴大，還有當年一些特殊原因。一是加工貿易和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順差的迅速增長。2005年，加工貿易的進出口為6 905億美元，其中出口4 165億美元，進口2 470億美元，貿易順差為1425億美元，分別為進出口總額的48.6%，出口總額的54.7%，進口總額的41.5%，貿易順差總額的139.8%；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為8 317億美元，其中出E14 442億美元，進N3 875億美元；貿易順差為567億美元，分別為進出口總額的58.5%，出口總額的58.3%，進口總額的58.7%，貿易順差的55.6%。二是國外取消了作為我國大宗出口產品的紡織品的貿易配額，大大促進了紡織品的出口；而我國相關政策的變動，又限制了一些產品的進口。
　　但同時必須看到，外貿依存度、外貿順差、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這樣的高度，是當前我國內需和外需失衡的突出表現，并會產生一系列嚴重的消極后果。一是在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和世界經濟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包括經濟增速、外匯匯率、重要戰略物資的供需和價格的不確定等)的情況下，會從外貿、外匯和重要戰略物資的供應等方面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穩定發展。二是由外貿順差的大幅增長帶來的外匯的大幅增長，勢必增加央行對基礎貨幣的投放。盡管央行可以采取多種對沖手段來減少這種投放，但這種作用有限，并不能從根本上阻止這種投放。這就會增加通脹壓力和人民幣升值壓力，影響到我國的金融穩定。三是出口的高速增長，特別是高能耗、高物耗產品出口的高速增長，勢必加大我國當前已經面臨的嚴重的資源和環境壓力。四是當前對外貿易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這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在東部地區的某些行業與國外市場形成經濟循環，從而不利于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基于資源稟賦優勢而形成的分工協作的發展，不利于國內生產資源的充分利用，不利于地區經濟的均衡發展。五是從總體上說，對外貿易，特別是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的加工貿易有一個重要特點，即創造的收入不低，但大部分都流到國外，國內得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從這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低效益的貿易方式。同時，由外貿順差導致的外匯儲備的大幅增長，使得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最寶貴最緊缺的資源、資金過多地投放在外匯上，并不是最有效益的利用方式。六是加工貿易還有一個重要缺陷，即不利于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這是造成當前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總體上不強的一個重要因素。七是最主要戰略物資對外依存度過大，也給我國經濟和國防安全帶來嚴重影響。比如，2005年我國進口原油高達12 708萬噸，相當于國內當年原油產量的70.8%；同時還進口成品油3 147萬噸。
　　第四，資源過度消耗和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也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我國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幾乎逼近極限，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瓶頸。
　　盡管2005年我國經濟中一些最重要的基本比例關系失衡狀態進一步加深，但只是經濟發展進程中階段性加深。這有兩點含意：
　　第一，在經濟正常發展的情況下，從根本的總的長期發展趨勢看，這種失衡狀態是會逐步緩解的。決定這一點的主要因素就是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平穩發展的七個因素。這是根本性、長期性和全局性的決定因素。而且，伴隨我國各項經濟政策的完善和實施力度的加大，以及人力資本、物資資本和貨幣資本的迅速增長，這些因素的作用強度還會加大。這樣既可以有效地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平穩發展，又可以有力地克服經濟中的某些失衡狀態。在這些因素中，需要著重提出的有兩個：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概括說來，上述各種失衡狀況，不過是社會生產資源配置不合理的表現。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顯然會促進這種失衡狀態的逐步改變。二是以“五統籌”為主要內容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顯然是針對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這五個方面存在的不協調狀態的，是治理這種不協調狀態的根本指導方針。因此，伴隨這項方針的更有效的實施，也必然會逐步改變這種失衡狀態。
　　第二，這里說的階段性，并不是一兩年，甚至也不是五年十年，而是更長的時間。當然，改變上述各種失衡狀態所需要的時間會有差別的，但都不會是很短的。比如，要把我國投資率從當前高峰下降到合適的低位區間(35%左右)，大約要到2020年才能實現。再如，按照“十一五”規劃，到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將達到13 39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人為4 110元，二者之比為3.26：1，比2005年還擴大了0.04個百分點。可見，農村經濟發展滯后局面的改變，也需要經歷一段時間。這是因為這種局面的形成經歷了很長時間的積累。其中最明顯的要算是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所經歷的時間。在1952—2005年的53年中，第三產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上升的只有28年，比重持平的為2年，比重下降的為23年。按照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規律的要求，大體上可以把第三產業比重持平特別是下降看做是第三產業發展的滯后。這樣，建國以后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時間就達到25年。在這方面，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經歷則更為突出。總的說來，建國后經濟高速增長和人口急劇膨脹都大大超過了生態環境的承受能力。其中1958年到1960年“大躍進”，20世紀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上半期的“三線”建設，以及改革以后發生的幾次經濟過熱，更是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樣的道理，“化三尺之冰，也非一日之功”，這是其一；其二，要改變上述失衡狀態，需要創造一系列的體制和物質等方面的條件。而這些條件的形成也需要經歷一定的時間；其三，上述失衡狀態的改變，不僅涉及觀念的轉變，而且涉及局部利益的調整。這些觀念和利益就是改變失衡狀態的阻滯因素。這些因素雖然不可能根本阻止失衡狀態的總趨勢，但它會延長改變的時間。因此，克服當前的經濟失衡狀況，實現經濟的協調發展，不僅是一個重要的、艱巨的任務，而且是一個長期的任務。
　　三、繼續保持經濟協調，平穩、快速發展的思考
　　要繼續實現經濟的協調、平穩、快速發展，需要進行一系列艱苦工作。從總體上說來，就是要進一步切實貫徹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思想，以及全面體現這一思想的“十一五”規劃綱要。在實現經濟的協調發展方面，從當前的情況看，以下幾點值得進一步重視。
　　第一，要進一步提高經濟協調發展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戰略地位的認識。比如，相對說來，當前講經濟發展原則多，把平穩發展與快速發展聯在一起講得多，把平穩發展、快速發展與協調發展聯在一起講得少；講調整時，講產業結構調整多，講經濟結構(包括積累和消費結構、第一二三次產業結構以及內需和外需結構等等)調整少。但在實際上，經濟的協調發展、平穩發展和快速發展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關系，而且相對平穩發展和快速發展來說，協調發展是前提。只有經濟協調發展了，經濟平穩發展和快速發展的基礎才是牢固的，才能持久；否則就是不可能的。這里需要強調，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的論斷，不符合當代社會主義的實踐，但馬克思在社會擴大再生產公式中所揭示的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經濟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
　　第二，要把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實現經濟協調發展的基本途徑。歷史事實和理論分析均表明：有國家調控的現代市場經濟是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但改革以來，已經多次發生這樣的社會現象：當經濟過熱(或局部經濟過熱)和改革深化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各種經濟社會矛盾進一步顯露時，根本否定改革的思潮就泛濫起來。這種情況在1984年以后發生過一次，1988年以后又發生過一次，近年來又出現了一次。當然，如果把當前各種經濟社會矛盾的激化部分地歸結為市場經濟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和弊病，改革不到位和改革失誤(甚至是重大失誤，但不是根本失誤)都是實際情況的反映。但如果從根本上歸結為改革，從而根本否定改革，那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沒有根據的。在這里，應當牢記中國改革開放設計師鄧小平1992年初的談話，他反復強調：“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這實際上是他的政治遺言。當然，也必須警惕和糾正改革工作中偏離正確軌道的傾向。
　　第三，要進一步加強政府在解決經濟失衡、協調經濟發展方面的宏觀調控。近幾年來，政府在這方面采取了許多重要措施，并已取得顯著成效。但為了加快解決經濟失衡問題，還需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力度。在這方面可作以下設想：一是在扎實的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將反映上述一些經濟發展中最基本的比例關系的指標列入有關文件。誠然，“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了解決這些失衡問題的根本指導思想、重要政策措施和一些基本指標。但這些指標似乎并未囊括解決上述失衡問題的全部。為了加速解決上述的經濟失衡問題，還需要提出一些預期性甚至約束性的指標。當然，這些指標必須真正具有科學性，并有指導作用。這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難度j但在經濟預測科學、經濟信息和現代計算技術都很發達的條件下，把指標定得盡可能準確些并不是什么苛求，而是大體上可以做到的事。二是要建立實施指標的保證體系。主要是：通過經濟改革，建立實施指標的長效機制；通過完善相關政策，建立保證指標實施的政策體系；通過完善相關的指標體系和定期發布預警，建立預警機制；通過完善人大監督、輿論監督和群眾監督，建立監督機制。（作者：汪海波） (來源：《經濟與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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