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過後不久，本想大干一番的大型銀行基層信貸員們發現，具有審貸功能的內網被總行強行關閉了，這一情況持續了十余天。

“此舉就是為強行遏制基層機構突擊放貸。”一位央行大區行行長如是解釋。他每十天就要與所轄大行分行“對一次信貸賬”。

基于種種強力舉措，信貸調控立竿見影。權威知情人士告訴本刊記者，一季度月均新增人民幣貸款投放近8000億元，這一規模和節奏得到了貨幣和監管當局的認可。

不過因近期南方旱災，部分涉農銀行業機構貸款投放較多，當季信貸增量略超年初設定的“2.4萬億元”目標也被許可，由此占全年7.5萬億元信貸目標的30%提至32%。

本刊記者獲得的權威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工行、農行、中行、建行新增人民幣貸款為1.0378萬億元，3月新增僅2658億元。而股份制商業銀行一季度整體的貸款增速或將超過40%。

四大行剎車

工、農、中、建四行，在信貸政策傳導鏈中最見成效。“我們已經開始收縮戰線。”一位國有銀行管理者直言。

農行一季度以2754億元的新增人民幣貸款領先同業。資產規模的擴大對其上市無疑是一種利好，但亦有熟悉農行的資深人士透露，農行正重新面臨貸款審批從收權到放權的過程。農行總行此前推行的貸款集中審批，在幫助農行從失血到止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相關機制尚未健全、內控和風險有待加強的情況下，放權帶來的風險和考驗值得關注。

該人士還認為，農行存量信貸中的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多集中在縣域，而又缺乏足夠的人力和機制保障基層的涉農貸款質量，在加速發展的同時，農行面臨多重考驗。

同期，工行以2720億元的貸款增量位列第二。1月工行新增貸款約1100億元，這意味著在隨後的兩個月里，工行月均新增貸款不足900億元。知情人士稱，工行年初議定的年度投放目標在9000億元左右，該行“慢剎車”也在情理之中。

去年貸款增速領先同業的中行，今年一季度投放趨于平穩，全部新增貸款為2652億元。有分析指出，這也切合了該行的戰略轉型目標，在2009年初，中行曾提出要“擴規模、調結構”，而在2010年，“調結構”取代“擴規模”成為該行的首要戰略選擇，“防風險”也被提上戰略高度。

知情人士稱，中行上報的年度信貸投放目標為1萬億元，略低于2009年的1.16萬億元，但總量目標仍處于四大行中的較高水平。

建行一季度新增貸款為2252億元，延續去年四季度在同業居第四位的排名。由于該行早在去年年末已經將月度投放指標下達各分支機構，即使在信貸投放激增的1月初，該行也保持了較為平穩的增長。該行年初設定的2010年新增投放目標為7500億元。

同期，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的貸款卻保持了較高的增速。一位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高管透露，一季度主要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量一定程度上超過了貨幣和監管當局的預期，也超過了本行董事會決定的投放目標。

長貸與表外

“人為設定的目標可以實現，但更要看是否能實現對經濟資源的最有效的配置？”另一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的高層稱，在總量控制的情況下，商業銀行無非有兩大取向，一是利益驅動下選擇高收益的領域進行投放，二是響應政府號召支持國家較為關注的領域。

“但問題在于，宏觀調控和結構調整往往從增量開始著手，但解決存量的問題，難以一蹴而就。”上述人士在接受采訪時憂心忡忡。他認為，“一刀切”的結果必然是爛尾工程和銀行存量資產質量的惡化，因此依然需要一定規模的資金來完成存量的過渡。

權威部門統計數據顯示，在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2月的3293億元信貸增量中，中長期貸款達到3345億元，而票據融資則減少了1140億元左右。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前兩個月新增人民幣貸款增長5572億元，其中中長期貸款增長4920億元，票據融資減少1565億元。同期，城商行新增人民幣貸款2194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和中長期貸款各占近半壁江山，票據融資有21億元左右的微弱增長，2月更是出現了224億元的負增長。

從中不難看出，中長期貸款這一傳統貸款類別仍占據了新增貸款的絕大多數份額，而去年一季度曾風生水起的票據融資，則隨著規模緊縮和節奏管控，受到了較大幅度的壓縮和置換。

在表內投放趨于平穩的同時，表外業務也在悄然膨脹。有銀行家告訴本刊記者，當前的表外融資規模十分龐大，其規模可能并不亞于表內信貸的投放，但尚未引起有關部門的足夠重視。在他看來，這種騰挪表外的目的也是維護與傳統客戶的利益鏈。有業內人士指出， 2月乃至3月的信貸類理財產品總量將明顯增加。

“表外還好，一旦成為賬外資產，銀行的麻煩就更大了。”有受訪銀行家稱，“信托計劃、理財產品、信用證、結算、租賃等業務，都是表外融資的重要渠道，新增數千億元的理財產品都是實實在在的貨幣供應。”他分析指出，表外融資最大的問題在于，客戶現金流出現問題，無法兌付，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甚至系統性風險。

“有的銀行仍幻想著自己在其中只是扮演了中介角色，然而一旦市場出現動蕩，或者產品有了問題，誰來滅火？”前述銀行家表示，當前銀行發行的許多理財產品，依然是利用銀行的回購和擔保作為銷售支撐的，并未將風險轉移到銀行之外。

信貸之外

針對央行明確行政手段在信貸政策中的作用，前述銀行家指出，從以貨幣政策的窗口調控為主，轉變為以行政調控為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貨幣和監管當局對天量信貸的焦慮。“這樣的信貸膨脹，後果不堪設想。”一位政府官員稱。

“當前一些商業銀行并沒有形成自我調控能力，對價格根本毫無反應，對未來的風險也毫無知覺。在價格無法反映風險成本的情況下，仍大肆放款，這并非一個真正以營利為目標的商業機構的理性選擇，”一位銀行家不無憂慮地表示，“銀行過去是政府的出納，現在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充當了政府的放貸工具。”

“這場大投放之後，我們將不可避免地要面臨通貨膨脹，產能過剩，以及更深層次地尋租和腐敗的考驗。”另一位銀行家坦言，在商業銀行，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均不能自主承擔風險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可能不得不承擔巨大的風險。

“有識之士可能已經意識到9.6萬億元的天量信貸投放，有可能進一步加劇經濟結構的失衡。如果去年的投放更均衡些，貨幣政策的可持續性會更強。”前述銀行家直言不諱。

一位國有商業銀行高層坦言，現在各界普遍比較關注質和量的問題，但事實上，在金融危機前後，對貨幣供應量和宏觀經濟指標是否應該有差別化的標準？

“各界對什麼是合適信貸規模的判斷，恐怕出了些問題。”上述人士稱，一些主要商業銀行的信貸增長，在2000年之後經歷了數輪爆發式增長，然後在一定水平線上保持了相對穩定，如2000年到2003年之間平均新增貸款規模在1500億元到2000億元之間；而在2004年到2005年，一舉攀升至3500億元左右，之後穩定在這一規模之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信貸規模再次經歷爆發式增長，一度達到年均9000億元的水平。

前述銀行高層認為這樣的增長規模有真實的貸款需求作為支撐，比如2008年後企業走出去所帶來的貸款需求激增，超過了過去傳統意義上對貨幣的需求。“不可能用危機前的眼光看中國，中國不大可能繼續保持大規模的順差，不可能總保持百分之零點幾的通貨膨脹率，不可能長期維持極低的資源價格”。前述銀行家認為，中國應該考慮設定新的符合國情的指標，比如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出口等指標。

 來源：新世紀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