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態勢總體良好，國民經濟正朝著宏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但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兩難”問題也增多。如宏觀政策過緊可能加大經濟下行壓力，過松又會助長產能過剩和資產泡沫；要提高勞動者收入，但相應的企業成本也會增加；房地產調控不可半途而廢，但房地產大萎縮也對經濟不利；節能減排要上調資源價格，但當前物價需要控制等。

　　如何看待這些“兩難”問題？怎樣尋求破解之道？從今天起，本報將選取一些典型的“兩難”問題給予報道和分析，供有關部門和讀者參考。

　　在上海江灣的第一鋼材交易市場，一場大雨過后空氣中彌漫著鐵銹味。市場南區倉庫的六臺行車已停止工作，而倉庫里的鋼筋、鋼板早已銹跡斑斑。

　　很難想象，就在幾個月前，這里還車水馬龍、熱鬧非凡。

　　“一邊是鐵礦石漲價、出口退稅取消；一邊是樓市調控，鋼價暴跌，庫存猛增，我們鋼企的利潤比刀片還薄”，一家鋼鐵物資公司的張經理說，“調樓市、調退稅都對，不應該放松，可這些政策疊加起來，我們鋼企就四面楚歌了，如果再緊一把，恐怕就得趴下了！”

　　張經理的話，從微觀層面折射出當前宏觀政策的“兩難”處境。

　　由于不確定因素的存在，進一步收緊政策可能引起經濟超預期下滑

　　與去年經濟V型反轉時各項指標節節沖高不同，今年的指標大多呈高位回調之勢。

　　“二季度GDP回落1.6個百分點，2/3的原因是基數抬高，1/3的原因則是主動調控的結果。據我們預測，由于這兩個因素，今年三、四季度經濟增速仍將平穩回落，分別為9.2%和8.3%，全年可望增長9.5%—10%”，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經濟預測部主任范劍平說，“因此今年經濟增長前高后低是預料之中的，沒必要大驚小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則認為，去年一季度GDP增速跌至6.1%的“底部”后開啟了新一輪上升周期，爾后一路上揚至今年一季度的11.9%，經過一段時間調整后中國經濟仍將繼續上攻。“現在是上升大周期中的小回調。”

　　不過，多位專家也表示，這是預期中的經濟運行節奏，一些不確定因素也可能打亂這種節奏，甚至引起經濟超預期下滑。

世界經濟復蘇具有不確定性。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仍未排除，我國外需形勢不容樂觀。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表示，世行分析了近期世界經濟面臨的兩種可能性：最好的情形是歐洲債務危機得到控制，全球金融市場穩定；最糟糕的情形是，一些高收入國家的債務危機傳導到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經濟造成新一輪沖擊。

　　調控政策的效果具有不確定性。“今年以來，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框架下，針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我國出臺了調控房地產市場、控制信貸總量和節奏、清理地方融資平臺、節能減排、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等政策。這些政策是轉變發展方式、管理通脹預期的必要之舉，但疊加起來負面影響如何也有待觀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

　　洪澇等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也具有不確定性。

　　在這種形勢下，如果宏觀政策進一步收緊，就有可能導致“超調”，甚至引起經濟過快下滑。

　　匆忙出臺“二次刺激”政策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行

　　政策收緊有困難，而放松甚至出臺“二次刺激”政策同樣不行。

　　“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GDP在8%—10%左右，CPI在5%以下是比較理想的經濟運行狀態，目前正處于這一區間。這時再出臺‘二次刺激’政策，像去年那樣大規模增加投資、投放信貸，必然會帶來產能過剩和資產泡沫”，巴曙松舉例說，如果搞“二次刺激”，源源釋放的流動性將涌入房地產市場，使樓市重新陷入投機猖獗、價格暴漲的境地，嚴重影響政府公信力。

　　“二次刺激”還將增加轉方式、推改革的難度。“在‘二次刺激’下，經濟容易進入偏熱的軌道，許多高耗能、低效率的企業依然能生存，調結構從何談起？企業日子‘好過’了，壓力沒有了，許多改革又怎么推得動？”賈康坦言。

　　匆忙出臺“二次刺激”政策不僅沒必要而且不可行。巴曙松說，去年的經濟刺激計劃主要通過地方融資平臺和房地產市場這兩個載體實施，而目前地方融資平臺的負債已接近臨界水平，擴張余地非常有限，房地產市場又處于調控之中，因此“二次刺激”政策事實上已沒有合適的載體。

    破解“兩難”困境，除了穩定政策、相機抉擇之外，還應推改革、轉方式

　　如何走出宏觀政策面臨的“兩難”困境？

　　就政策本身而言，應當以穩定政策為主基調，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提高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應當暫不出臺進一步的緊縮政策，當然也不出臺‘二次刺激’政策。不踩剎車也不加油門，平穩行駛一段，根據路況車況決定下一步操作”，范劍平說。

　　范劍平認為，今年是4萬億元投資計劃的收官之年，應進一步提高政府投資的質量和效益。“在貨幣政策方面，由于去年放貸集中在上半年，因此今年上半年信貸投放同比減少了37%，而按全年7.5萬億元的預期目標匡算，下半年可放貸2.87萬億元，同比將增加29%，因此下半年的貨幣環境將相對寬松”。

　　由于政策過緊會影響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過松則會使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打折扣，因此，宏觀政策面臨的“兩難”，其實質是當前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與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有一定難度。而要破解這一難題，從根本上走出宏觀政策的“兩難”困境，不妨跳出政策刺激的思維窠臼，打開視野尋求能處理好三者關系的新辦法、新途徑。

　　辦法之一，是深化改革，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這樣既能激發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完成從政策刺激向市場驅動的“動力切換”，促進經濟由回升向好向穩定增長轉變，又能避免政策“二次刺激”帶來的在調結構、控通脹等方面的弊端。

　　“江浙一些民營企業家感嘆：‘房子不讓買，股票不敢買，讓干的不賺錢，賺錢的不讓干，民間資本該往哪去？’”巴曙松說，“這就要求我們切實落實好‘民間投資新36條’，破除各種‘玻璃門’、‘彈簧門’等現象，進一步激活民間投資”。

　　辦法之二，是在轉變發展方式中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比如擴大消費、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城鎮化等，這樣能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統一。

　“上半年，我國居民收入增速創下近6年來最低，這表明消費增長的基礎其實并不牢固”，巴曙松說，“應當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抓緊制定出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案，提高農民和城市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促進消費可持續增長。”

　　在談及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時，范劍平頗為憂慮地說起了這樣一個現象：“現在不少沿海省份熱衷于搞臨港工業區，發展鋼鐵、石化等重化工業，從國外進口鐵礦石、煤炭等，加工成高載能產品銷往國際市場，還美其名曰‘掀起第三輪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投資高潮’”。他認為，這么做不僅會妨礙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二氧化碳減排承諾的實現，而且會遭遇將來可能推出的“碳關稅”，造成巨大損失。

　　“歷史一再證明，任何一次大的危機后，都不可能在舊有產業結構基礎上實現經濟復蘇，必將誕生一批新興產業，在涅槃中重獲新生”，范劍平說，“如今，發達國家紛紛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我們也應順勢而上，搶占新興產業的制高點，不應走老路、一味沉迷于重化工業投資。”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