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際市場消費需求相對萎縮，中國充分利用勞動力優勢，充分利用國際市場的好日子正成為過去。以反傾銷為標志的國際貿易矛盾的上升，迫使中國重新審視過去的高能耗、低勞動力成本、高污染及過度依賴國際市場的增長方式。尋找培育新市場“對沖”國際市場萎縮負面效果，才能保持中國經濟在“掌控在我”的基礎上可持續增長。

        國內市場增長或者新市場的形成，需要最終消費增長，而最終消費增長，需要中低收入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實際收入的增長，既有貨幣形式的工薪水平上升，又有福利形式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的提供。當前，有關醫療保障和社會保障，在城市已全面展開并基本落實，相關制度建設的落實，重點是做好農村居民的福利和醫療保障。對于農民，實際收入的提高，除了保障制度創新外，還有農業投入、農業保險、農村建設方面，需要國家、城市、工業進行支持、反哺或反饋，才能實現制度創新下的市場創新。

        從大歷史的觀點看，無論是國家的扶持還是城市的反饋、工業的反哺，是提升中國社會經濟福利水平總體上升與優化的正確選擇。對此，筆者提出設想：

        其一，國家可否考慮建立專門用于扶持三農的專項資金、基金和儲備，開展對農村的種子、農資、交通、基建、教育、保險的專門投入。按中國加入WTO的相關承諾，加大對農業投入，加大對農村基本建設的支持，從而為農民提供農業大生產的科學保障、農業產品交易的物理保障，在交通、通訊等方面城鄉一體，促進農業生產的基本穩定和可持續增長。三農專門基金還要對農民的醫保、社保、就業保障提供保障性支持，有了社會消費醫療保障，便能激發起農民的消費熱情，進而重塑一個新的消費市場。如果在家電、通訊、汽車、建材、農資等領域形成持續發展的新市場，那將會在國內充分吸收已呈現產能過大局面的工業產能，是避免經濟危機和提高整體經濟效率的基本功。

        要實現市場創新，需要先有國家投入，或者先要有城市反饋農村的政策保障。如果考慮到當前中國農民收入或消費水平大約只有美國平均水平的七十分之一，只要國家能在農業生產、農村社會建設、農民社會和醫療保障上下功夫，根據2008年金融危機時農民國家優惠補助與消費乘數1：4的關系，國家的投入，將會通過工商業稅收的增長回收，于無形中開拓中國特殊的新興市場。農村市場的新起與擴容，將直接消化過剩的工業產能，將直接導致農村商品零售總額的上升，直接拉升中國社會消費總額的增長，從而減輕對外貿增長的依賴，為中國經濟在對外開放中保持自主性提供制度性支持。

        其二，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深化，促進土地流轉，形成流動性溢價。中國農民所以能在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不斷為經濟發展作貢獻，主要是因為自己家庭名下有“承包”地。承包地的權利，在一定意義上講，既是農民“自我就業”的保障，也是農民的社會保險。2008年金融危機時，民工回鄉將城市失業的壓力轉移到農村，但未來如果再遇到金融危機，新一代農民工恐怕會選擇待在城市，因此解決土地承包權的“證券化”，已是經濟發展基本的需要。全國18億畝耕地，如以每畝年農業純收益1000元計，每年是1.8萬億產值，如果按70年承包權現金折現，農民承包權具備126萬億的證券“價值”。如果農業經營股權化，農民以土地折現入股當股東，以土地承包權入股的公司，只收取固定股息，即享受優先股收益，農民就可以打起鋪蓋進入城市。這樣離了鄉的農民，根仍留在農村，因為股息可以看成是一種收益保障，可類比于社會保障基金或者養老基金。如果進城的農民已有固定住處、有固定工作，應享受與城市居民相應的待遇。如果能實現這一點，農民進城創業，也不會是白手起家，可以通過公開交易的土地市場拍賣承包權，從而獲得第一桶創業資金。誠如是，農民進城將會給城市帶來新的消費主力，為城市的消費擴容和消費升級打開空間。

        其三，建立農村土地交易相對應的農村金融體系。無論是國家對農村的回饋，還是城市對農村的回哺，都需要建立在公開公正公平的制度基礎上，因此，建立與新三農建設相對應的新金融，已刻不容緩。與社會主義大農業相關的農村土地承包權證券化或信托化的基金、農業生產資料保障基金、農村交通建設發展基金、農村社會發展基金、農村醫療保障基金、農民再教育與培訓基金，都需要從工業發展和城市發展中籌措。要使這些基金持續擴大并能保障新三農發展的需要，就得創新現有的金融體系，這些“農村”基金，是一種新的中介性金融組織，只按法規與政策規定動作，以保值增值而為新三農服務，在稅收、產品、機制、組織等方面都需要有別于服務于城市的各類基金。因此，面向農村發展的新的財務顧問或理財產業將可能應運而生。要保障這些基金能夠穩定運行，迫切需要法制創新。這些基金的穩定運行和保值增值，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社會主義大農業和新型具有現代化意識的農民形成的基本要求。

       如果上述三方面能夠有機協同推進，就可能構建改革戶口制度、發展新三農的新機制，從而有可能建立起城鄉統籌、地區平衡、結構優化、市場創新的新格局，進而逐步形成中國經濟發展新的起跑點。

來源：上海證券報